“药不能治的病，铁能治；铁不能治的病，火能治；火不能治的病，是不治之症。”
希波克拉底的名言可以追溯到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这句话通常是讨论发烧疗法的起点。这句话肯定夸大了火的作用。但是通常患有感染的高烧患者在无法治愈的疾病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完全无法预料的变化，所以这句话如此强调火的作用也可能是受到这些变化的启发。
同样，在17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强调：“发烧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工具”。美洲土著人民利用汗水小屋来加热身体和心灵；在许多古代文化中，人们使用热水浴、热沙或热蒸汽作汗水小屋，他们都知道对有机体进行物理加热有好处。
在20世纪中叶引入抗生素和消炎药之前，医生故意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患者遭受感染，引起患者强烈的发烧反应。瓦格纳-乔雷格因（有时）通过接种疟疾成功治疗麻痹性痴呆症，从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还表示接种疟疾可以改善抑郁症。
W. Busch发现如果患者同时有严重丹毒和肿瘤，肿瘤会有所缓解。早在1866年W. Busch就注意到了发热反应与肿瘤消退之间的联系。由于一份关于肉瘤完全缓解的类似病例报告，美国外科医生W.B. Coley静脉注射由丹毒链球菌和奇异芽孢杆菌组成的混合物。而所谓的“Coley 毒素”缓解了迄今为止无法治愈的进展性恶性疾病。Coley因此被公认为抗癌免疫疗法之父。
直到1960年代，致热药物（例如“Pyrifer”或“Vaccineurin”）已用于治疗慢性疾病的常规医学中。1957年，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内科通用标准教科书的作者费迪南德·霍夫出版了《发烧，非特异性防御过程，非特异性疗法》一书。
兰伯特、施伦茨、德夫里特和瓦林斯基等人全面描述了 “热浴” 作为一种特别是传染性和炎症性疾病的疗法的治疗效果。
不可否认，抗生素和糖皮质激素的胜利是人类的福气，尤其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但这却突然打断了热疗的悠久传统，几乎彻底终结了热疗。
人们认识到药物疗法在许多慢性病中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后，全身热疗的概念值得重新提炼和更新。现代全身热疗在肿瘤应用中将约42°C的极限肿瘤热疗与高氧和高血糖相结合，直接损害癌细胞。而使用发烧范围的温度在慢性炎症的情况下分别增强免疫功能，治疗运动系统的疼痛疾病。